CXO圈的达沃斯论坛，一场世界级的对话。本次是由科众集团主办的以企业全球化战略为主题进行延展的CXO全年度盛会。峰会邀请到哈佛商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重磅加入，并且邀请多位世界头部企业的CXO进行分享。
以下为2020CXO全球智库夏季峰会“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决策、部署与生长之道”圆桌会议《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的精彩演讲内容，由云现场整理。
吴晨：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主持这样的环节，今天高朋满座，而且上半场讨论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议题，在今天更好展开。我们主要是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刚刚刘教授没有展开，我们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能不能剖析一下，我们全球化现在面临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志勤：我最近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角度，对全球化，我们应该有冷静的、切合实际的、科学的，可以持续的分析。前段时间我们更多舆论是把全球化全面美化，但是全球化的副作用，功与过的分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今天上午我和三十多年，在上海的银行界的朋友碰了面，我们谈到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分好几个层面：商业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我们现在只谈到一个全球化的概念，但是这三个方面的全球化是概念完全不同。
商品全球化，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全球化如果再进一步发展，西方在商品全球化过程当中，发现没有改变中国特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转换另外一个全球化的概念，或者是推动他们的全球化，叫资本全球化，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开，纳入西方的资本市场，就从资本运作讲是完全可行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全球化以后，中国将不会再次得到商品全球化给中国的红利。相反，很可能把中国推向很危险的边缘。
因为商品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一个工厂，成为一个超市，离不开中国，这是我们厂长自以为满意，自得的一条老说，你离不开我，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已经很危险了，你怎么知道他离不开你呢？现在离不开，明天不等于，后天不等于，这样你就不会有更多的进步和积极性。资本全球化的前提下我们就会收取某一种主动，一旦我们资本被某一些别有用心的集团掌控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度就没有多大了。
吴晨：我们需要保持资本市场相对不开放？
刘志勤：可以开，不能放。我们许多产品可以开着做，但是不能放，一旦放了，我们会失去很多主动，目前政策当中我们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冲突，我很冒昧说一点，如果我们的市场都允许西方资本100%进来，特别是银行、保险、基金100%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很多国家已经发生的，我们不愿意看到，而且我们也无法掌控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我们将来一定要避免的，但是我应该说全球化是人类目前所需要的，但是我们要运用好全球化。有一个问题，全球化涉及到我们的体制改革或者政治改革，而我们的改革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所有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没有得到一定突破，不要求彻底改，中国全部私有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一点突破会出现很大问题，这涉及到全球化当中，我们的股市问题，为什么股市老是让人难受？因为我七年以前我提出过观点，中国股市是世界经济领域当中最诡异的市场，诡异在哪儿？你没法掌控，表面上有很多方式掌控，但是你不能监控，中国恰好不是这个土壤，你搞股票怎么玩。
吴晨：下一个问，问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教授，我问一下关于您全球化，以及去全球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看法，以及你对它对中国经济、美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我觉得可能五到十年之前，大家还有一个共识，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大家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力量，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让几亿人口脱离了贫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并且给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发展，现在大家从全球化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当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有可能是对于你外国合作伙伴的依赖，以及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依赖。大家互相之间的依赖逐渐增强，但实际上我们的情况会不会更好？
如果说我们并没有实现全球化，如果我们还没有加强企业以及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会不会情况更好呢？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可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享受到了全球化的成果，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比如你可以吸引外国公司的一些经验，可以把经验带到国内，实际上我们非常习惯这样的概念，以至于我们忘了全球化本身的存在，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如果在世界中，中国和西方世界是脱离的，那这个机会会变得更少，对人类来说，机会会大大减少，我并不认为分离是主要的趋势。
吴晨：您认为什么措施可以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特别是考虑到现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和地区处在这样封锁的状态下，人们的流动还不是非常方便，现在中美双方又比较脱钩，可能是在向两个方向发展。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我觉得西方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很多，中国也能从西方或者整个世界发展中受益颇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问一下消费者，比如在新冠疫情之前，由于全球化，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得到了很大的降低，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享受全球化降低利好，商品价格的降低让全球各地人都因此受益。
在西方世界我们发现有一些通货膨胀以及中国资本也开始进入到其他国家，中国的企业也开始招募更多外国员工等等，有时候我们可能习惯于全球化，而忘记它带来的利好到底有多大。
吴晨：确实有一些冲突，会让我们忘记各个国家带来的利好。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是的，确实是这样。
吴晨：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以后，吉利是中国过去十年国际化做得最好的公司，新冠以后应该是一个新的变化，新的变化会给吉利全球化带来什么影响？全球汽车市场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李轶梵：首先因为吉利正在申请科创板上市，香港上市公司，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敏感的，我讲的代表个人，不代表企业，不代表机构。
首先我个人的观点，有没有新冠日子都要过，我也没觉得因为有了新冠，从企业的战略，从我们的工作重点，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不管从全球化观点还是什么观点，我们还是做全球化的事情，你怎么提升竞争力，做好你的产品，每次我们开会任何一个时候，反复强调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个世界怎么变，（英）所以做好自己的事儿，这可能是针对您刚才的第一个小问题的回答。
汽车行业的变化，这几年很明显的趋势我在想，大家记得董事长很多年以前，刚开始做车的时候有一个名言，汽车很容易，四个轮子，两套沙发。事实也是这样，从1865年，也是我们很荣幸，我们是他第一大股东，1865年造出世界上第一辆现代意义上的汽车，几乎业态到现在也没有变过，四个轮子，两套沙发，沙发越来越舒服。汽车面临了诞生一百多年来，真正的革命前叶，我们叫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还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快，而这个会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怎么样？大家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当自动驾驶有一天普及了，当真正的网联化能够普及了，当车成为你生活的第三空间，除了你家、办公室变成第三空间，这有很多可以想像的事儿，都在发生。
从技术角度，从法规，整个社会体系来看，不会一帆风顺不会一蹴而就，不会明天起来大家说对不喜欢开车，说我明天开始就不喜欢开车了，明天不会发生，但是会发生，五点还是十年？不知道，但是会比我们想象得快，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活在非常有意思的世界。像造车，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业，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一个车的成本里面，最大的已经不是像以前的钢板大宗商品，电子电器可能占了车整个成本的60%，目前。所以这是不同的趋势，刚才我同好朋友在门口聊，我们天天也在学很多东西，我刚从杭州赶过来，因为我上午几个会，就在讨论芯片，讨论超级电能几个项目，讨论工业互联网，包括我刚才进来以前，两个电话会议都是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吴晨：某种意义上，汽车行业也在出圈，大家相互之间的跨界会越来越多，问两个小问题，一个是你怎么评价，因为你是最早汽车大股东，怎么看待德企在转型不是那么容易。吉利也是两边，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的压力，怎么看待这方面的问题？
李轶梵：不仅是德企，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面临转型，都需要新思维造车，不刚才说车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业了，像我们吉利这几年孵化了曹操，这么一个出行公司，现在是次于滴滴的第二大出行公司，都是电动车，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开放别的品牌加盟，但是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车，五万多辆车，主要是我们的电动车，我们孵化了车联网公司一卡通，光去年就13个亿的销售，已经超过20亿美金的估值，这样的新东西，这是我们对这方面的应对，所以我想传统车厂都面临的这么一个角色转变，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当然像您说的历史包袱转型更难，包括美国、德国的企业，就会面临这些转型的问题。
比如我和戴姆勒的同事在讨论，包括德国人也承认，他们电动化上走得比较慢，他说你要理解，每年我们有那么多传统的燃油车存在，我还不断要把它做好，不断更新，对我来说，我永远面临一个现实和未来当中找到平衡点，我们新能源车在中国没有包袱，从零开始，特斯拉做新能源车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有人做，所以它样样东西都自己做，它配套的厂商都找不到，所以这就是时代的趋势。吉利虽然和国际品牌比还比较年轻，我们也是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汽车公司了，我跟其他的新势力造车比，我也有我的优势，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市场情况下，包括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决策力，我们也在不断变化。
这些新能源车，新势力造车，他们也在向我们传统车企学习，从一开始大家都是轻资产PPD，现在也意识到供应链管理是绕不过去的坎，这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我们是把行业，谁能活下去，这个市场做选择。
吴晨：找到平衡不能容易。从郑女士还有之前几位分享，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是快速发展，不断升级迭代的市场，传统的外资一定是慢的，在这个时候怎么找到新的平衡是蛮有驾驭的艺术。你刚才讲的时候没有太多展开，能不能仔细分享一下，站在外资视角，怎样告诉他，总部需要做什么改变，才能真正在市场上吸引顶级人才，另外跟得上用户需求变换。
郑鸿飞：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领域，一旦成为规模化全球企业，就有它自己的包袱，因为它的全球化运营模式就是建立在标准化的运营模式基础之上的，否则的话没有进行有效的全球扩张，所以它过去的成功，就是它今天在中国市场飞速发展的包袱，就像刚才李总提到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新兴企业，就像比如饮料行业的里面的元气森林，汽车行业里面的蔚来和理想，他们可以按照现在消费者需要的东西，重新设计，给予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从外资企业讲，怎样更好传递中国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给到我们的总部，或者给到全球管理层，使得他们能够被说服，其愿意放手，让我们做中国本地化的创新。这是千年痛点，但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最终还是消费者和客户视角出发，所以我右边的圆圈说以客户需求出发。
这里面市场的回顾，深入的研究，最终还是要以数据来说话，其实中国市场我们经常说，中国不是一个市场，它是一个非常分化，非常严重的市场，我们有1/4的人口在高收入区间的，但是我们也有1/4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这两个收入之间的收入差将近10倍，所以中国是非常分化的市场，我们要给全球管理层传递的信息是说，他们必须要来中国，了解中国消费者，而且要尊重中国的客户和消费者，而不是以非常高的全球品牌的姿态，认为他们在全球提供的解决方案一定是最好的，适应所有市场的客户，而且要给予中国客户起码的尊重，为他们定制，为他们改变全球解决方案，这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思路方法。
吴晨：后面也是两个小问题。第一在中国其实我们讲如果按全球经济，第二季度数字看，只有中国是正增长，其他的市场都是负增长，在外资如果是面向中国市场的，应该话语权更强，这是有增长，真实经济复苏的市场，但是现实上会看到中国话语权更多？另外，我们经常把中国管理者和印度管理者进行对比，因为印度管理者很多做到五百强的CEO了，中国市场这么强，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管理者打拼上来，进入五百强董事会水平，天花板在什么地方？
郑鸿飞：这是两个很难的问题，先说中国的话语权问题，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次疫情当中，中国成功控制疫情的做法，无疑让中国经济复苏更加快速，这个快速的复苏带来的就是中国市场超额的增长，当然前提是说我们有在中国，为中国的解决方案的。
但是，中国整个话语权，不仅仅在于我们的体量增长，我觉得还在于技术和领先的创新发展，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都会感受到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是很多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匹敌的，我们在数字化或者在一些创新企业模式上的探索，都是他们应该要学习的，所以这个也是中国的市场话语权增加，很大的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中国高管的天花板问题。我记得我们五百强还是有中国高管进入全球高层的，比如微软，车企里面的博世也有，所以还是有中国高管在慢慢发展起来，但是我觉得一个是语言肯定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当中是对中国高管是一个障碍，但是我也很庆幸看到有流利说这样的APP出现，相信未来十年不会再成为一个障碍了。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同声传译AI技术已经发展非常好了，所以大家如果关心的话，现在市场上已经可以卖到同声传译的AI设备，可以随身携带的，将来语言就不会再是障碍了，应该我们还会在市场上看到更多的中国高管，去发展。
第二是文化。因为中国传统管理理念和西方传统管理理念之间是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东方禅化，比较大方向的思维方式和西方非常数据化，非常分析化的管理模式之间是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这样的文化差异也会造成中国高管可能在沟通或者在晋升过程当中的天花板。
因为全球化进程，我希望全球五百强企业能够越来越多的理解到中国或者东方不同文化元素，给他们的企业管理带来的活力。
吴晨：其实他们也更需要多元化，当然我们也需要更适应。
郑鸿飞：是的，现在大部分企业都会讲多元化，我在嘉吉讲多元化的时候，我就说在中国不用讲性别多元化，中国这个问题并不是多严重，和其他国家相比。但是我们在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的元化是民族之间文化沟通方面，怎样纳入更多的民族元素，在我们企业管理当中。对全球企业也是一样的，他们需要有更多，从不同民族的人来的想法带给他们企业新的创新活力。
吴晨：我们还是一个小问题，昨天是华为被断供的时间点，科技的自主研发，全球化未来合作前景是怎样的？还是只是小的波折，未来还有什么协作机会？您先讲后面大家给一些点评。
刘志勤：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目前困难是暂时的，中国三五年以后会跳过这个坎，这和美国大选没有问题。还有为什么印度占的CEO多，中国少，我补充一下，第一中国人还真不干那个活，有的美国让他干CEO，他不干，他回国干了，中国让出来的位置给印度干了。第二美国最新科技当中出色科学家，70%是来自中国，就是在美国做出贡献的70%是中国科学家，我们目前遇到的阻拦、困难都是暂时的，因为中国的智力、智商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到了迸发过程，我们技术创新已经到了不可抑制的阶段，像后面两位教授刚才讲的，这帮年轻人的智慧阻挡不住了，就开始迸发了，这是中国最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重要。
吴晨：您是很乐观，我问一下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您对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昨天是华为断供的这一天，您觉得这对于中国的技术发展，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是中国想要继续进行全球性合作的话，中国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呢？或者你觉得中国会退到中国自给自足的状态中来的。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在短期内，当然它阻碍了一些机会，华为现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挑战，我们现在知道，在中国特别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他们代表着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西方国家，实际上他们能做的，有时候他们也会面临这种供应链的断裂，这有可能对他们产业链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所以也不仅仅是华为面临这样的挑战。
还有中国面临很多压力都来自于（美国）或者说很大程度上都和美国国内政策相关。我们现在对美国国内他们需要照顾到自己本身的经济发展，我们也知道美国人他们也非常喜欢来自中国的应用，比如抖音以及华为的设备，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中国的应用、中国的设备、中国的产品在很多地方有受到欢迎，所以很多合作在发生，我们都明白这样的合作对双方都是好的，这种友谊对双方来说都是好的。
但是目前可能还要考虑到比如网络安全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是目前大家考虑的，非常关键的点。因为现在是大家考虑到比如你的隐私以及数据保护，比如说当我去用一些中国的APP，当我跟产品产生互动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担心数据，是不是担心自己的私人隐私，这是大家或者用户使用中国APP担心的点。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差距缩小甚至是关闭，我觉得是会有很多好的合作可以进行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紧张的态势，也可以进行缓和，我们刚刚提到网络安全的问题、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是之后关注的重点。
吴晨：你怎么看这些所谓的卡脖子技术，中国未来针对这样的卡脖子技术，短期内还要应对，中国怎么更好鼓励全球创新，而不只是靠自主创新？
李轶梵：首先今天的会，在座大多数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本人也是。我1991年就去了美国，在美国读书、工作，所以我的观点是全球化不可逆，当然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些波折，意识形态也好，不可避免，中国自己也有波折过去几十年。
到您刚才具体的问题，怎么看待技术卡脖子，反应了一个问题，我们基础很薄弱，所以我们才会被卡脖子，我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但是这个一定是坏事儿吗？未必。像考试一样，我们大家都从这条路走过来，很容易的考题，考一百分，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觉得多好，也没有觉得多差，大家都一百分。题目难了，有人考60分，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差，那就补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球会永远转的，不会因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更别说哪一个人，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是做企业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看宏观的，我们天天是想着把自己的事儿做好，把这些事儿做好了，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今天解决不了，明天，明天解决不了后天。眼下可能苦一点，我说一个观点，没了华为还有其他的公司，眼光放长一点，到一百年看，一个公司有什么了不起，几年以前我们把它当神膜拜的公司不也没了吗，我比较务实一点，我就看眼前的利益。
吴晨：我们时间到了，下面是问答的环节。
（企业互动问答）
主持人：这真是一次精彩的世界对话，请两位教授留步，下面进入头脑风暴的互动问答环节，本次提问我们请到了两位企业代表，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来也科技的董事兼CEO汪冠春先生，有请汪冠春先生上台，后台工作人员请确认菲利克斯教授的连线，在等待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视频）
主持人：有请汪冠春先生，跟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继续提问。
汪冠春：刚刚听大家讨论了很多关于经济、政治、消费者的问题，其实我想问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一些关于科技，关于企业服务场景的问题。
在今天日益变化复杂的世界中，你觉得什么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的技术，对我们的社会会产生什么样，最重大的、显著的影响？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提到两点，每个技术的应用，都要关注劳动市场的影响，比如它会产生就业还是它会把人们工作带走，它会取代人类，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方式，支持人们的就业，让我们工作更有效率，让我们工作更有创造力，更有生产力，而不是说简单的取代人类。比如一项技术完全取代了人类，可能人类确实会产生这样的恐惧，但是我觉得好的技术可以让人类效率提高、生产率提高，让人们生活更加有趣，这是第一点。
第二，技术本身并不是说它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是技术带来什么信息，对我们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们需要让技术更能容易让别人接受，更普惠，要让技术向善。我觉得这是刚跟提到的两点。
特别是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市场，看一下中国的服务，实际上它可能并没有你想想中发展那么快，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数据都上传到了云端，有趣的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问题是，社会能怎样接纳这种技术？当然技术是好的，但是社会怎样接纳，以及技术能不能造福社会和人类，这是我想说的两点。
汪冠春：非常感谢，我也同意，我觉得大家可能过多相较于技术本身，而没有关注技术带来的影响。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特别是在中国，我们有非常棒的科学家，我们有非常棒的工程师，我知道你们有非常棒的顶尖工科人才，他们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为什么有一些技术能够一跃成功，很快被广泛普及，为什么有一些技术却不能呢？对美国技术公司来说，或者中国技术公司来说，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先进与否，还有它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和接纳。
汪冠春：实际上，很多人都会问，如果有了人工智能以后，这个机器把我工作取代了怎么办？所以很多关于社会的影响力还有道德上的考量。第二个问题五世，从全球的视角来说，特别是从数字化转型来说，数字化已经在各个行业发生，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新冠疫情的存在，你觉得新冠疫情会加速还是会减速这样数字化的转型，特别是在后新冠疫情时代？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这又是比较大的问题，由于疫情，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经历着封锁，实际上很多公司雇员还在远程，在家工作。实际上，当我们讨论工作方式的时候，它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之前我们通过报纸，获取一些信息，实际上刚开始我们就把书面的报纸做成电子版，放到互联网上，供大家阅读，这是我们最初的时候开始做的，这是我们疫情初期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逐步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线下工作逐渐转到线上去，但是有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还不是那么熟悉，那我们线上合作也不是那么顺畅从线下移到线上，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困难。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如果线下彼此之间的协作还不是很顺畅，彼此不熟悉的话，你们线上的协作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私下你们已经有接触了，对彼此生活有了解了，那你们从线下移到线上，你们线上合作也会非常顺畅，合作非常愉快，彼此互动非常方便、自然。
未来这方面是存在改善的机会，对我们公司运营、商业运营也会带来一点影响，比如每个人可以在家工作两三天的时间，你可以思考一下对于公司的变化，对气侯影响的变化以及这对我们办公软件和硬件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全部思考一下。当然我坚信，在未来我们工作方式和经营方式肯定会有所变化的。
主持人：好的，我们到此结束，第一个问题，谢谢汪冠春先生。
请第二位企业代表是来自汇联易的CEO张长征先生，汇联易是一款企业商旅及费用报销管理软件公司，致力于为更多用户提供先进的管理理念。有请张长征先生提问。
张长征：因为我们是做企业服务里面的软件公司，saas公司，所以我两个问题分别提给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和我们的刘教授，我用中文说。
第一个问题给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企业服务saas在中国也是一个投资的热点，也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美国有很多saas公司，但是美国saas公司发展都非常好，我问一下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中国企业saas发展慢，里面原因是什么？以及对中国saas公司，未来行业发展有什么建议？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对美国欧洲saas产业有所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saas产业发展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是小企业，我可能支付不起IT设备的固定成本，我就会想要用saas服务，我会考虑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决定我如何选择服务。在中国saas主要是面对这样一种消费型的公司，游戏公司这类的，从这里开始起步的，所以在中国saas公司面临两个挑战，像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实际上已经在IT设备方面投入了很多，这是刚才说的历史包袱，所以大企业，有一些历史的企业，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现存的IT设备，所以对他们来说，从现在的设备移到saas，可能需要很大的转变，也需要时间。所以针对一些小型的，新兴企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我也看到像这种saas公司，每两年公司规模翻一番，这个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对国有企业来说，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人才问题，还有资金投入的问题，他们有专家帮助他们进行技术上的升级，对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资源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更多考虑采用saas。
第二个问题也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数据如何上云，如何使用有竞争性的方式，不管技术优势还是成本方式，帮助他们上云，数据、信息，这实际上构成了你的竞争优势，但是信息安全如何保证，我相信中国市场和欧美市场有所不同的，要针对不同需求做出不同的努力。
张长征：我们作为软件公司，我们在企业财务关心的费控，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企业财务尽量简单自动化管理员工的报销、差旅等费用管控等事情。另外我们是中国软件公司里面，成立不到五年时间，除了中国市场，我们还在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走出去，对我们创业公司走向海外，走向全球化有什么样好的建议，谢谢。
刘志勤：谢谢你的问题，因为你所从事行业非常特殊，跟差旅报销和企业报销、财务管理有关系的，这种软件服务第一很有前途，第二很有市场。因为企业都需要，而目前我们和山西省政府，山西银行组建数字研究院，我们这个研究院就想做报销以及有关电子发票，全国认证放在这个地方，用区块链技术推广软件公司，这一点上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你的软件技术是你的核心技术，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走出去，走向世界，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会被侵犯，这是第一，因为一旦被侵犯你整个价值链就没有。
第二你一定要明白风险控制。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核心，移动互联网只是一个脚手架，我们把移动互联网比作实体经济建设的脚手架，没有脚手架我们楼盖不起来，脚手架是各个利益互通，但是它只是一个工具，你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产业务必不能因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而得到伤害或者得到泄露，通过它可以发展的，因为你的企业，比如走向东南亚，躲不开三步，三个“s”，第一生存，第二坚持下去，第三恒久，从生存到坚持，再到恒久这个过程都是你不断发展软件技术的过程，所以你发现软件技术的时候，我个人建议还可以在软件另外一方面，如何帮助企业找到不当费用、超标费用，帮助企业通过上你软件，可以节省资金，发现企业管理上的漏洞，或者完善管理，这样你的管理从单纯的报销体制发展成为推动企业改制和提升它效率的关键一步，祝贺你成功。
